内容提要：本文基于当前共同体概念在政策、学术、生活领域的普遍使用这一特点，研究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共同体思想的来龙去脉及其特征。运用从历史到逻辑、从微观到宏观、从过去到未来三个视角，梳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共同体思想的理论逻辑，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共同体理论做出了整体性和系统性阐释。与同时代的其他思想家不同，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构建自己的共同体理论时，基于历史逻辑，围绕着对资本主义制度的分析进行历史发现，通过对资本主义制度相关要素背后的社会关系分析探索资本主义的共同体，即社会关系模式。在此基础上，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未来的共同体形式进行了分析和描述，这是本文理解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共同体思想的主线。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以经济关系为基础的共同体，从历史、现实和未来三个角度进行了阐释，是对人类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积极回应。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共同体理论给我们的基本启示是，要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不断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推动人类可持续发展中努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关 键 词：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共同体思想；风格特色；启示　　

　　一、当前溯源共同体概念的意义

　　本文想回应三个问题，一是从政策实践上，党的十八大以来，共同体建设成为理论建设和政策实践的重要内容，在各种政策文本中有丰富的表述，例如，“通过迈向亚洲命运共同体，推动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推动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推动构建海洋命运共同体”“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等等。在新发展阶段，共同体既是重大政策问题，也是重大理论话题，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二是学术界关于共同体与社区概念的使用，在英文和德文中，共同体和社区是同一个词，它们在意义上交叉使用。但在中文语境下，无论是学术研究还是政策表述，无论是历史上还是当下，共同体和社区这两个概念的使用并不完全是重合的，甚至有不同的意义。因此，厘清它们二者之间的相互关系、来龙去脉，对于推动当前的学术研究、政策实施具有重要意义。三是从现实生活中，从内地到边疆，“构建共建共治共享的基层社会治理共同体”“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标语书写在城市巨大建筑物上或乡村街头，融入人们的日常生活。

　　本文试图梳理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共同体的思想，将有助于在当前更加全面、深刻把握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共同体思想的来龙去脉，加深对党中央决策部署的理解，把学术研究推向深入。19世纪，马克思和他的战友恩格斯一道，通过对人类社会演变的规律、结构和功能分析，展示了他们在社会领域中的智慧。马克思恩格斯从历史、现实和未来多个角度对共同体问题进行了分析探索，处在社会大转型时代的马克思恩格斯把共同体作为分析旧世界与新世界以及认知未来世界的重要概念。学术界围绕着马克思恩格斯的“共同体”思想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取得了丰硕成果，主要观点有：

　　一是共同体思想是马克思主义思想中重要组成部分，马克思主义理论揭示了共同体认同思想的实质，并阐释了共同体认同的基础，提出了“人的本质是人真正的共同体”。①马克思通过批判传统共同体思想的抽象性局限，以实践方式指明社会关系是维系共同生活的根本纽带，是走向自由人的联合共同体的发展方向。②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对“人”的占有通过对“物”的依赖表现出来，这只能产生虚幻的共同体；相反，只有破除“物”役，在不同的历史文化中识别、汲取公共元素，培育归属意识和共同精神，方能真正构建起实质意义上的共同体。③马克思基于人类社会发展实际和历史趋势，把共同体划分为“自然共同体”“抽象的或虚幻的共同体”和“真正的共同体”三大发展阶段和历史形态。④

　　二是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以下简称《形态》)中对“共同体”理论进行了科学系统的阐述，从人的自由解放角度区分了真正的和虚幻的两类性质不同的共同体。⑤对于马克思的共同体思想阶段性问题的考察，其实质是对马克思人学思想的深入探究，其落脚点是个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这一历史命题。⑥

　　三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共同体思想具有革命性。马克思共同体思想以共在性为发展前提，既立足当代，又朝向未来，成为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巨大思想宝库。⑦马克思的共同体思想在反思传统共同体基础上，深刻地批判了当时社会的抽象共同体和虚假共同体，提出了构建人类真正共同体的构想。⑧在马克思的认识视阈中，资产阶级旧社会不可能形成发展共同体，而只有在未来新的社会才有条件建立新的发展共同体。⑨马克思语境中有对无产阶级革命共同体(无产阶级革命联合的实存状态)的描述，首先由宗教批判到国家哲学批判，再到虚假或空想社会主义理论批判，为革命思维的出场清除了意识形态障碍。马克思的无产阶级革命共同体思想在社会历史中得到验证：阶级同盟与民族国家联合是其组织形态。⑩

　　四是探索西方马克思主义以共同文化为基石，追求以共同福祉为核心的理想的社会主义图景。自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西方共同体主义产生以来，西方马克思主义以共同文化为基石，普遍强调和关注共同体价值，发起对以个体本位和个人主义为特征的近代主体性形而上学的批判与超越，追寻一种以共同福祉为核心的理想的社会主义图景。(11)

　　五是马克思对东方社会的传统共同体的不同类型进行了详细研究。例如，曾经长期研究印度并熟知梵文的著名学者季羡林指出，“关于东方历史的某一些特点，马克思已经指出，印度的生产方式是农业与手工业在家庭里的结合。手织机和手纺机产生了无数的织工和纺工，这就是印度社会构造的枢纽”。(12)为了深刻理解和把握东方社会的特点，马克思对印度传统社会共同体进行了深刻研究，揭示印度历史上的共同体的特点，马克思恩格斯还研究了其他东方国家的民族和社会的特点。

　　基于以上文献梳理，本文从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的表述——“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13)——出发，研究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共同体思想。笔者认为，在马克思看来，一般意义的共同体是人们的社会关系的总和，各个民族、各个国家在不同历史阶段的共同体形式是它们具体社会中的生产生活中的社会关系的表现，从类型学角度，它们是社会关系模式。概括说来，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共同体思想的整体性系统性特点是，紧紧围绕工业革命以来，尤其是18、19世纪人类社会发生的前所未有的历史性变革，探索历史上各类共同体的特点并进行比较研究，在此基础上对资本主义社会共同体的特点进行概括和描述，特别是围绕着以经济关系为基础的经济共同体及其背后的各种社会关系、价值体系进行分析。纵观其整个思想历程，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将这种经济关系上升到国家关系，并对家庭、民族、国家等一系列重大问题进行系统阐述，形成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共同体思想的基本内容和基本理论，形成了对人类社会发展未来发展新的诠释。

　　本文从历史到逻辑、从微观到宏观、从过去到未来三个视角，梳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共同体思想的理论逻辑，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共同体理论做出整体性和系统性阐释。与同时代的其他思想家不同，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构建自己的共同体理论时，基于历史逻辑，围绕着对资本主义制度的分析进行历史发现，通过对资本主义制度相关要素背后的社会关系分析探索资本主义的共同体，即社会关系模式。在此基础上，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未来的共同体形式进行了分析和描述，这是本文理解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共同体思想的主线。

　　二、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注“共同体”问题的历史渊源和时代背景

　　在展开本部分的论述之前，本文先从认知理论上澄清两个概念，一个是“发现”，一个是“构想”。在这里，“发现”意味着人类基于历史和现实对历史和现实发展规律的揭示；“构想”则是人类基于对历史和现实的分析，对未来提出的构拟和设想。

　　(一)共同体思想在语言上的历史演变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早期共同体历史的研究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也是符合历史与逻辑之间关系的，他们在历史过程发现理论逻辑。

　　一是“共同体”的历史变迁首先在语言和词汇上反映出来，最为典型的是德文的gemein-shaft和gesellschaft、英文的community和society，它们反映了不同群体、族群在历史变迁中的自我意识状态，以及逐步形成的共享身份。英文community从词源上可以追溯到古法文comunete(社区、共同体、每个人、公社)和拉丁文communitatem，以及拉丁文的communis(公社、社区、社会、团契、友好交往、礼貌、谦逊、可亲)。在拉丁语中，前缀com表示“联合、合作、一道”等意思，删除“com”后，留下munis，意思是指“加强、防御”的意思，表达了人们在关系与情感基础上形成的共同体具有普遍和共同的意思。(14)与community比较接近的德文词是ge-meide，而不是gemeinshaft，后者是指彼此产生活动的行政单位和宗教活动区域。“Communi-ty这个英文词，自14世纪以来就存在于英语语言中”，(15)最初是指居住在同一地点的人们联系起来的意思。它在英文中的涵义是不断变化的，从14世纪开始，community先是用来指政府或组织形态的社会，尤其指小型社会组织或政府组织。整个14世纪至17世纪之间，主要是指平民百姓，以区别于有地位的社会成员。在16世纪，它拥有了公共特质，诸如共同利益、共同财产、共同身份等。“从17世纪开始，有些迹象显示Community与Society这两个词和含义的不同”。(16)到了18世纪，community指的是一个地区的人民。进入19世纪，community在词义上比society更接近人们的日常生活，更具有现代意义上的社群关系之意义，society则更有现代国家建构下的社会关系的涵义。community和society这两个词在词义上有些接近德文的gemeinschaft和gesellschaft。

　　二是这两个词在进入19世纪后，与工业革命、城市化进程、民族国家发展、社会主义思潮、社会学研究活动密切联系起来。例如，在中国，成稿于新中国成立之前，新中国成立之后又加以修订的《英华大词典》把community定义为，第一，地方社会(社会学家、民族学家吴文藻在20世纪30年代对community就是这样翻译的)，包括公社、村社、集体、乡镇、群落、社群。第二，颇有地方社会的意味。第三，共有、公用、共同体。第四，共(通)性、类似性。(17)国际上的共同体理论在20世纪初传入中国。20世纪初期的中国学术界根据英文中的community和德文gemeinshaft翻译，涉及的相关中文词汇有三个，即“基本社会”“地方社会”“共同社会”，它们都是指社会的基础性组织和基础性结构。实际上，中国传统文化本无“社会”一词，只有“群”的概念，“社会”一词也是在近代由日本传入的。中国传统文献对于初民的共同社会生活有自己的描述，对人类未来社会有自己的愿景。近代以来，西方文化在进入东方社会的进程中，或多或少遇到与所在国家文化和历史的碰撞与融合。吴文藻在1934年发表了《德国的系统社会学派》，介绍了滕尼斯的社会学理论，认为滕尼斯受到了马克思的影响，并指出滕尼斯把社会分为“自然社会”与“人为社会”，(18)也就是现在人们所说的共同体与社会。在吴文藻看来。自然社会产生后，它的发展按照一定的次序，最初为家族与亲属，继而为邻里，最后是民治社区；人为社会是近代资本主义发展的结果。与自然社会、人为社会对应的分别是文化与文明。文化是自然社会的特征，文明与人为社会相近。吴文藻是较早从中外学术视角介绍了民族与国家的学者，在他的影响下，费孝通开启了自己的社会学和民族学研究，成为社会学中国学派的重要成员之一。

　　三是人类以何种形式共同生活，取决于人们之间的互动程度，更取决于被马克思称之为基础的生产活动。正如恩格斯谈到马克思的理论贡献时所指出的，“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然后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等；所以，直接的物质的生产资料的生产，从而一个民族或一个时代的一定的经济发展阶段，便构成基础，人们的国家设施、法的观点、艺术以至宗教观念，就是从这个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因而，也必须由这个基础来解释，而不是像过去那样做得相反”。(19)15世纪开始的全球探险活动，加速了地球上原先各自独立的群体、族群之间的交往交流交融，开始唤醒各个共同体的自我意识。“欧洲社会最为根本的特征就是地域性国家绝对凌驾于所有相互矛盾的社会结合原则之上。这一特征起源于希腊城邦，它将这一特征发展到一种极致，此后就很难再望其项背”。(20)根本性的变化来自工业化和城市化。由于工业化和城市化，大量来自不同地区的人们带着不同共同体的规范汇集到一起，特别是那些新的社会成员来到城市区域，他们发现，他们在情感上无所寄托，缺乏一种牢固建立的行为和信仰方式以让他们能够自然和无意识地遵循。在这种环境中，人们显然会丢弃通常把自己分成共同体的行为规范。“从20世纪60年代的观点来看，这场工业革命开始于200年前的英国，仅仅一个多世纪以后就达到了真正大规模的繁荣，构成了我们时代之前的一场人类经济与社会生活的突变，看来似乎完全可以与从捕猎过渡到农牧业的新石器时期的变化程度相比拟”。(21)19世纪中叶，传统的乡土社会生活方式变革，几乎同时发生在伊斯兰世界以及印度、中国、日本这些国家，只是这种变革在各国的进程有快有慢。总体看，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可能要晚大约半个世纪。在gemeideshaft这个概念被马克思、滕尼斯界定和诠释之前，不少民族语言中已经有了类似的对应词用于表述gemeideshaft所提出的社会生活形态。从历史上各个国家的生产力状况看，各个国家都有自己的国情，在相似的生产力基础上经历了大致相同的社会形态，这符合马克思对人类发展的分析：大致相同的生产力水平会造就类似的社会组织结构。各个民族在自己的语言中对共同生活的经历会有类似的语言表达，也证实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而是人们的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

　　(二)共同体是19世纪人类发现历史和构想未来的思想创造

　　在近代历史上，共同体既是人们面对社会转型，对传统社会关系的认知和发现，在此基础上寻找自己原来的踪迹，又是面对现实形成对未来新社会形态的解释，也还是对巨大社会转型后的未来社会的愿景。纵观历史，共同体是非常复杂的概念，既包含了对历史的发现，也包含了对未来的构想，既有客观的认知基础，也有其主观的未来愿景。对历史的发现是为了对现实进行解释，对未来的发展提出愿景，也就是构想，这是人类的认知特质。

　　一是第一次工业革命开启了前所未有的生产秩序、生活秩序变革。当然，这种变革在不同的国家有着不同的时间节点，它最早发源于欧洲，特别是英国，进而蔓延到德国、法国、美国、日本。目前，这个过程在全球范围内依然在进行中。共同体的实践在各国有着共同的特点，也有着各自的特色，这取决于每个国家的地理、自然、历史、政治、文化、宗教等因素及其所铸造的社会结构特点，但工业化、技术进步对社会的推动在性质上是一样的，动力上是类似的。不同的是，由于各国既定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环境以及悠久的历史所形成的经济结构和社会结构存在着差异，这种冲击和影响在各个国家的表现方式就不一样。这也是为什么近代以来人们经常讨论本土化和主体性的原因之一。

　　二是共同体是一种社会关系模式，或社会组织形态，它是人类在组织成为群体过程中形成的相互认同、相互认知、共同归属等组织形式和文化价值。每个个体或群体都在特定的人文环境中形成这样的组织形式和文化价值，在不同的历史阶段有不同的表现形式，如原始社会的部落、农业社会的村落，以及在村落基础上形成的各种区域性的共同体，等等。我们可以从历史发展进一步理解这个问题，追溯历史，共同体思想在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古代思想家的著述中已有阐述。中国传统文献对初民的共同社会生活也有自己的描述，对未来提出了发展愿景。《礼记·礼运》篇中讲“大同”，一方面阐释了先民们对共同生活的美好憧憬；另一方面阐释了先民们对现实这种美好憧憬的共同社会准则的制度安排，即“大同”的要义：“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22)我们将《礼记·礼运》中的“大同”视为中国传统文化对“共同体”的早期探索。到了近代，康有为在其《大同书》中则把“大同”视为一种理想的社会形态，对其进行了细致的描述，例如，“大同之世，人无所思，安乐既极，惟思长生，而服食既精，忧虑绝无，盖人人皆为自然之出家，自然之学道者也”。(23)这只是康有为对“大同”的美好憧憬之一。在《大同书》中，康有为从诸多方面阐述了未来“大同”社会的特征，包括所有制形式、生产力水平、居住方式、交通出行、饮食服饰，甚至包括洗浴的规范等。

　　早期人类，“较多的人口只有组织成一定形式的人类共同体才能得以维持生存；由于人多，可以按专长进行社会分工，这样就可以摆脱过去单纯依靠狩猎采集为生而受到的天然限制了”。(24)从特定区位上的人群到不同区位上的人们之间的交换、交流、交往，共同体的活动范围不断扩大，随之也产生了相应的文化价值、风俗习惯，“在猎人和园艺种植者并存的区域，贸易产生了，馈赠所隐含的随着时间推移而发生的交易成为几乎所有土著人社会的一种特征，也许让他们得以生存下来。这是一种通过了解而使借贷得以实现的制度，以习俗为基础，这种赠予是相互的”。(25)再如，“加利福尼亚南部的丘马什人生活在相互距离很近的地方，但也包括能获得不同资源的群体”。(26)这些话描述了早期以不同生产类型为基础的共同体之间的互动。

　　三是18、19世纪是人类历史上非常重要的转型时期，对发生在这个时期的巨大社会变革，思想家们从各自的视角进行分析，形成了自己独具特色的解释，包括托马斯·霍布斯(Thomas Hobbes)、埃米尔·迪尔凯姆(émile Durkheim)、摩尔根(Lewis Henry Morgan)、梅因(Henry Sumner Maine)、乔治·齐美尔(Georg Simmel)等。事实上，那个时代关注社会形态和共同体的学者不止这些。想说明的是，这些思想家是潜心研究社会转型的先驱，几乎都是从历史到现实，从理论到实地综合研究和考察各国的社会转型，并成为系统解释和构建自己理论体系的学术巨人。如果说，18、19世纪的几代学者经历了从传统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从纵向反思传统农业社会与工业社会之间的关系，进而提出了社会形态理论、共同体理论，那么，之后不久，西方文化、西方工业向世界各地渗透，引发了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共同考虑民族问题、民族意识和民族主体性问题，构成了工业革命后，多元文化理论、共同体理论兴起的经济技术基础。

　　三、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共同体思想的基本内涵

　　与同时代的其他思想家不同，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构建自己的共同体思想主要围绕着对资本主义制度的分析进行历史发现和现实解释，他们在分析人类以经济活动为中心的历程中，通过对隐藏在不同民族经济活动背后的社会关系——包括东方的和西方的——构建了共同体的理论逻辑，通过对资本主义制度相关要素背后社会关系的分析发现资本主义制度所依赖的共同体，在他们的认知逻辑中，社会关系模式隐藏在经济活动背后。在此基础上，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未来人类社会关系模式和共同体形式进行了探索，这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共同体思想的基本特征。

　　(一)对不同民族的传统共同体的探索

　　马克思在撰写《资本论》的过程中，对历史上各种类型的共同体进行了追溯，这些追溯反映在马克思的一系列著作和手稿中。1859年马克思在其《〈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写道：“大体说来，亚细亚的、古希腊罗马的、封建的和现代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可以看作是经济的社会形态演进的几个时代。”(27)马克思开启的“东西方”的比较研究，拓展了历史唯物主义的视野。“自然形成的部落共同体，或者也可以说群体——血缘、语言、习惯等等的共同性，是人类占有他们生活的客观条件，占有那种再生产自身和使自身对象化的活动(牧人、猎人、农人等的活动)的客观条件的第一个前提”。(28)马克思在这里讲的共同体，是从历史发展、人类起源的视角理解的部族，以及居住在部族的人们之间由于相互的需要而结成的统一性，和一起面对外部冲击，共同维护生存环境的共同体。他在撰写《资本论》的过程中，分析了资本主义经济之前各个民族共同体的基本特点，包括亚细亚、日耳曼、罗马、希腊等。例如，在马克思看来，“日耳曼的公社并不集中在城市中；而单是由于这种集中——即集中在作为乡村生活的中心、作为农民的居住地、同样也作为军事指挥中心的城市中——公社本身便具有同单个人的存在不同的外部存在。……中世纪(日耳曼时代)是从乡村这个历史的舞台出发的，然后，它的进一步发展是在城市和乡村对立中进行的；现代的(历史)是乡村城市化，而不像古代那样，是城市乡村化”。(29)在对历史现象分析的基础上，马克思分析了古代社会的中亚、西亚和日耳曼城市与乡村，以及所有制、财产等现象和要素的特点，还包括个人与财产之间关系的不同表现形式，进而区分了东西方社会之间的共同点和不同点。马克思还研究了古代民族，那里存在国有土地财产和私有土地财产相互对立的形式，比如说在罗马人那里就表现得比较突出。马克思也指出，在罗马，土地私有者同时也是城市居民，也就是说，土地私有者具有国家公民的身份，但在日耳曼民族，农民并不是国家公民。从马克思的论述中看到，马克思不是一般地阐述人类社会的历史和特点，而是对各个民族及其历史进行深入研究，从中挖掘古代社会中的各种经济关系和社会关系的各自表现形式。马克思对行业协会等现代组织形态也进行了分析，指出了它是一种共同体形式，还分析了其他劳动组织关系。马克思对共同体的分析，主要是为其对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分析做历史和理论铺垫，在对古代亚细亚、日耳曼、希腊、罗马等传统的共同体分析和他所处时代的资本主义的财产、土地关系分析基础上，他进而分析了商品、货币、资本和剩余价值等要素，在分析资本主义制度之前的社会关系模式基础上分析资本主义经济制度本身，奠定了他对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认知基础。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恩格斯从血亲关系入手，对资本主义社会形成之前的共同体进行了溯源。

　　(二)资本主义社会共同体的特点

　　马克思的《资本论》从商品开始，分析了资本主义制度的运行过程，涉及商品、货币、生产等要素。在对经济要素分析的过程中，他同时分析了经济活动背后的社会关系，包括各类共同体。一是关注所有制形式及其相关的生产关系，并将后者视为商品交换的基础。他写道：“某一个共同体，在它把生产的自然条件——土地(如果我们立即来考察定居的民族)当作自己的东西来对待时，会碰到的唯一障碍，就是业已把这些条件当作自己的无机体而加以占据的另一共同体。因此战争就是每一个这种自然形成的共同体的最原始的工作之一，既用以保卫财产，又用以获得财产。”(30)

　　在马克思看来，共同体把财产看作自己赖以存在的基础和属性之一，当然马克思认为语言也是共同体的属性之一。(31)但马克思对共同体的分析中更侧重财产和生产，以下论述更能够全面表达马克思对共同体思想的思考：“共同体以主体与其生产条件有着一定的客观统一为前提的，或者说，主体的一定的存在以作为生产条件的共同体本身为前提的所有一切形式(它们或多或少是自然形成的，但同时也都是历史过程的结果)，必然地和有限的而且是原则上有限的生产力发展相适应。生产力的发展使这些形式解体，而它们的解体本身又是人类生产力的发展。人们先是在一定的基础上——起先是自然形成的基础，然后是历史的前提——从事劳动的。”(32)共同体是历史发展的产物，必将随着经济的发展而不断变换形式。这与本文在上一部分中的分析是一致的，秉承历史逻辑与思想逻辑一致是马克思认识论的基本原则。

　　二是在对大量历史资料分析的基础上，马克思把共同体问题聚焦到资本主义社会的共同体：“生产力——财富一般——从趋势和可能性来看的普遍发展成了基础，同样，交往的普遍性，从而世界市场成了基础。这种基础是个人全面发展的可能性，而个人从这个基础上出发的实际发展是对这一发展的限制的不断扬弃，这种限制被意识到是限制而不是被当作神圣的限制。个人的全面性不是想象的或者设想的全面性，而是他的现实联系和观念联系的全面性。由此而来的是把他自己的历史作为过程来理解，把对自然界的认识(这也作为支配自然界的实践力量而存在着)当作对他自己的现实躯体的认识。”(33)在《资本论》中，马克思围绕着生产、消费、分配、交换等因素展开分析，对其背后的社会关系进行剖析，但始终强调经济的基础性作用和经济关系变化对个人、个性解放的作用。在马克思看来，社会意义上的共同体，即人们的社会关系模式，是随着经济活动不断拓展的。马克思甚至讨论了世界市场，认为世界市场将成为交往的基础，人们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延伸自己的社会关系。马克思从社会生活入手，从所有制关系开始，将自己的分析延伸到商品交换和整个生产过程，进而从部落之间的交换拓展到全球市场，表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共同体的认识是沿着历史逻辑，层层递进，步步深入，显示其思想之博大精深和对共同体思想分析之深邃。这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共同体思想的重要特征之一，是理解19世纪资本主义共同体形成过程的思想指南，对当代理解共同体发展和开展共同体研究具有重要的思想启迪作用。在《资本论》中，马克思从人的生活、经济活动入手，从不同方面认识共同体，奠定了其共同体思想的历史和理论基础。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可以进一步理解在经济发展、市场扩大基础上，社会关系模式会发生的深刻变化，以及统一市场和现代化建设对于民族、国家内部各个群体之间关系的影响，以及在全球范围内国与国之间在全球化环境下的社会关系变化。

　　(三)资本背后的社会关系

　　在《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手稿)》中，马克思比滕尼斯更早阐述了“共同体”这一概念，在对历史上各个民族早期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进行比较研究中发现：“劳动主体所组成的共同体，以及由此共同体为基础的所有制，归根到底归结为劳动主体的生产力发展的一定阶段，而和该阶段相适应的是劳动主体相互间的一定关系和他们对自然的一定关系。”(34)他从共同体视角对各个民族、各个地区的早期发展进行分析，包括亚细亚、日耳曼、罗马、希腊，等等。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看来，人类在其发展的一定历史阶段，尤其发展初期，由于生活和生产需要共同组成家庭、部落，并以血缘、语言、习惯等为制度基础，共同实现生存和发展的目的。每个人作为共同体成员，遵循共同体基本规范。(35)理解这点，可以推断为什么滕尼斯在写《共同体与社会》之前，认真阅读马克思著作的原因了。后来恩格斯在其《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中指出，将群婚制度中的性关系称为“性共同体”，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那里，“共同体”是作为人类的一种社会生活形态概念使用的，在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分析中，马克思恩格斯提到了货币共同体、资本家共同体、劳动者共同体，等等。马克思恩格斯生活的那个年代，是社会大转型的年代，欧洲工业革命推动了商品在全球范围内的流动，人类学家、考古学家在全球范围内进行实地考察、学术探索，学者们对早期人类历史、各个民族风俗习惯开展调研，使马克思恩格斯有条件对早期人类社会历史有更全面的把握，这其中包括对马克思恩格斯思想产生重大影响的摩尔根的《古代社会》。恩格斯在晚年写下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指出，“只是在大约十年以前，才证明了在俄国也还继续存在着这种大家庭公社；现在大家都承认，这种家庭公社，像农村公社一样，在俄罗斯的民间习俗中深深地扎下了根子。他们出现在俄罗斯最古的法典，即《雅罗斯拉夫的真理》中，其名称(vervj)和达尔马提亚法典中所用的相同，他们在波兰和捷克的史料中也可以得到证明”。(36)从历史的逻辑看，恩格斯对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是沿着一条历史脉络：从家庭关系、家庭类型、私有制、国家，一路走来，他在分析历史的同时，也在空间结构上对不同民族，比如说易洛魁、希腊、雅典、罗马、凯尔特人、德意志，等等，甚至包括印度、俄罗斯都进行了分析。在这一点上，他超越了马克思的《资本论》中对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共同体的分析，把研究拓展到到更加宏观的层面。他所写的《论封建制度的瓦解和民族国家的产生》使共同体理论研究上升到了民族和民族国家层面，他写道：“语族一旦划分(撇开后来的侵略性的毁灭性的战争，例如对易北河地区的斯拉夫人的战争不谈)，很自然，这些语族就成了建立国家的一定基础，民族[Ntionalliten]开始向民族[Ntionen]发展。”(37)这里，恩格斯讨论了民族国家的形成问题。自从民族国家产生以来，共同体建设成为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的文化纽带和价值基础。在一些国家内部，族群作为社会成员融入主权国家的社会经济生活中，民族国家内的民族多样性和宗教多样性带来了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多样性，带来国家治理的复杂性。

　　(四)“只有在共同体中才可能有个人自由”的思想

　　在对资本主义基本矛盾深刻分析基础上，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把共产主义视为人类社会发展的最高形式，作为理想类型的共同体，认为只有在这种共同体中，人类才能得到自由、全面的发展，这种自由和全面发展是通过人的自由联合实现的。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思想中，共同体不仅包含滕尼斯所阐述的“共同体”的涵义，即人们的各种组织形式和生活形态，历史的和现实的，它同时也是一种社会理想。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阐述，共同体有原始的共同体、虚假的共同体和真正的共同体三种类型，想以此勾画人类社会发展的脉络，构成其唯物史观的基本内容：“只有在共同体中，个人才能获得全面发展其才能的手段，也就是说，只有在共同体中才可能有个人自由。在过去种种冒充的共同体中，如在国家等等中，个人自由只是对那些在统治阶级范围内发展的个人来说是存在的，他们之所以有个人自由，只是因为他们是这一阶级的个人。从前各个人联合而成的虚假的共同体，总是相对于个人而独立的；由于这种共同体是一个阶级反对另一个阶级的联合，因此对于统治的阶级来说，它不仅是完全虚幻的共同体，而且是新的桎梏。在真正的共同体的条件下，各个人在自己的联合中并通过这种联合获得自己的自由。”(38)

　　这段话可以从三个角度理解，一是马克思表达了他关于社会的基本观点，正如笔者在第一部分中已经指出的，在马克思看来，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个体只有在社会关系、生产关系中才能够实现生产和再生产，才能生存和发展。二是他对于当时流行的关于共同体的种种阐述，认为是虚假的共同体，因为在这种共同体中，个人是没有自由的和必须从属于某一阶级，是束缚人性和约束自由的。三是只有在真正的共同体意义上，即在个人的联合中实现人的自由发展的共同体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共同体。马克思在对历史上的各种共同体的描述论述之后，提出了对人的自由发展的共同体的发现。马克思是在经济发展基础上分析了从农业社会到工业社会的转型过程，强调了经济这种带有普遍性意义和基础价值的因素，而滕尼斯则关注那些从农村中转移出来的工人们的居住和日常生活形态。(39)如果说马克思在先前的研究中，对历史上的各个部族公社制度的研究，对资本所形成的现实共同体的研究是发现人类共同体的形成及其发展，那么，他提出关于人的自由联合共同体思想，是对未来社会的憧憬、愿景，是在发现基础上的构想。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真正共同体的思想为后人认识社会发展趋势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四、从滕尼斯对共同体的研究看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共同体思想的理论风格和方法特色

　　当下讨论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共同体思想不能不提及滕尼斯，因为相当一个时期，即中国社会学(包括人类学)从恢复重建至今，学术界相当一部分同仁认为“共同体”思想是滕尼斯的创造，甚至社区概念也来自滕尼斯，很多研究生论文也如此表述，所以，笔者在此想用一点笔墨把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共同体理论与滕尼斯的共同体理论作一简单分析，算作正本清源。

　　滕尼斯通过《共同体与社会》一书系统分析界定了gemeinshaft(共同体)和gesellschaft(社会)，赋予两个概念学术意义、学术价值，通过其学术思想表达了一定的社会思潮，例如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思想。滕尼斯的《共同体与社会》深深打上了19世纪三大学术思潮的烙印，即达尔文进化论、马克思经济学说以及摩尔根古代社会理论。滕尼斯的共同体思想受马克思影响较大，当然也有自己的特色。

　　一是滕尼斯在构思“共同体与社会”理论框架过程中，反复阅读马克思，以及英国法律史学家、历史法学派梅因等人的著作，最终把自己的理论与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学说联系在一起。后来，他为了政治上的考虑又将其学说定位到社会学基本理论层面。某种程度上，滕尼斯的“共同体”思想更类似于同时代思想家们的社会形态思想，与人类学家研究的社区有所不同。滕尼斯在1878年夏天第一次阅读了马克思的《资本论》，对马克思产生了敬意，之后又阅读了恩格斯的著作，他说，“我赞成将‘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视作一对科学概念”。(40)尽管高度关注马克思恩格斯著述，又是同时代人，现在还不知道滕尼斯与马克思曾否谋面，在他着手写作《共同体与社会》的1883年，马克思去世。1894年，滕尼斯与恩格斯见过面。滕尼斯的思想深深打上了马恩思想的烙印。

　　二是作为学者，滕尼斯希望通过自己的探索提出自己独特的学术观点。与同时代的学者一样，滕尼斯不希望自己完全跟在马克思恩格斯身后邯郸学步，希望另辟蹊径，创立自己的思想体系。1885年，滕尼斯全身心投入《共同体与社会》的写作，当时，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共产主义思想已经成为欧洲思想界的重要思潮之一，滕尼斯考察了这个时代的社会哲学体系，把“历史主义”和“理性主义”与“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一同分析，逐步形成了关于传统社会与现代商业社会为特征的理论体系。在方法上，滕尼斯把德国人擅长的思辨分析与英国人擅长的实证分析有机结合起来，分析欧洲乃至整个世界所处由传统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变革的过程。在写作过程中，他不断阅读历史学和人类学文献，还从经济、政治、法律、历史的诸多方面丰富“共同体”和“社会”的理论内涵。他在1887年2月完成了这本书的创作，并将副标题确定为“作为经验的文化形式的共产主义与社会主义”。之所以采用这样一个副标题，是因为他想以此来回应当时社会上流行的共产主义或社会主义口号，试图将其视为现实生活的一部分，而不仅仅是空想或幻想，但这种提法与当时的德国政治氛围不相适应。在德国皇帝统治下的国家，“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被认为是对当时政治体制的挑衅。在1912年第二版时，滕尼斯将副标题改为“纯粹社会学的基本概念”。

　　三是与马克思更多关注经济运行的共同体不同，滕尼斯更关注共同体的制度和精神内涵，“这类整体是：(1)氏族，部落，民族；(2)宗教的全体，有别于包括在整体之内的某种有组织的教区、教会或者教派；(3)等级共同体和职业共同体。这些整体共同体具有某种经济的或者一般社会的、某种政治的和某种精神的一般道德的性质；在不同的方式中，这种性质或那种性质或多或少会突出一些，明显一些”。(41)

　　如果说，马克思更多地关注了社会运行的“理性”现象，特别是经济行为，那么滕尼斯则更多关注了“非理性”现象，这也与当时整个社会思潮的走向有着密切的关系。“19世纪70年代以后，并且几乎肯定与大众政治的出现相关联的是，统治者和中产阶级观察家们重新发现了‘非理性’因素在维系社会结构和社会秩序中的重要作用”。(42)“非理性”现象是人类社会发展中的客观现象。现代学者拉里·尼尔(Larry Neal)和杰弗里·G.威廉姆森(Jeffrey G.Williamson)在其《剑桥资本主义史》中也指出了传统共同体与商业社会之间的差别：“家族的核心作用不应被低估，因为它至少支持了商业革命的第一个主要阶段。家族环境让价值观和信任得以传递，这使得家族成员、客户和邻里之间的合作变得更顺畅，他们有着情感纽带和商业联系的传统。”(43)在这里，尼尔和威廉姆森一方面指出了传统共同体的特点，另一方面，也指出了现代商业社会的特点，同时也指出了它们之间的联系：“习俗是人际关系中的一个基本要素，是法律和社会实践的交汇点。正如婚姻可以通过公开、社会认可而有效一样，一些权利也可以通过使用和传统得到承认。”(44)不同的是，尼尔和威廉姆森指出了商业社会产生的行业组织的新特点和新趋势：“各种组织和技术创新支持了所谓的‘商业革命’。强化这种现象的社会结构由一种亲属关系、友谊和邻里关系的系统构成，从而形成了非凡的社会资本存量。”(45)尼尔和威廉姆森的研究还发现：“长途贸易连接了欧洲大陆。共同的宗教和文化发挥了作用——文艺复兴与启蒙运动做出了贡献。统一和有能力的国家的发展与宪政的出现也发挥了作用。经济成功的根本决定因素似乎在文化、社会和政治领域，而不是简单的技术领域。”(46)他们的分析与马克思恩格斯、滕尼斯的分析异曲同工，这就是历史在逻辑中的不同展现。如果说，马克思恩格斯在其生活和学术研究中更多关注共同体的经济因素，那么滕尼斯及后来的学者则在经济要素的基础上更关注非经济因素，也就是“非理性因素”。同一历史在不同学者的思想表达方式是不一样的，话语体系、学术体系、学科体系、理论体系不同，但反映的却是同一历史过程；后代的思想家则是沿着不断演化历史的逻辑深化思想逻辑，这就是人类的思想史。

　　五、结论与讨论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以经济关系为基础的共同体理论，从历史、现实和未来三个角度对共同体进行了阐释，是对人类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积极回应。

　　一是19世纪的思想家对“共同体”传统的挖掘并赋予其现代意义，本质上是企图找到人类的本质属性。我们研究和关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及其同时代的人们的共同体思想，一方面是为了追溯历史对他们思想所产生的影响，理解他们的思想所具有的划时代意义；另一方面，可以在他们的思想基础上看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起点上的各种现象，进而从更深层次、更大历史视野去理解20世纪、21世纪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演化趋势、各种文化、族群和民族之间的交流交往交融的方向，以及化解各种纠结矛盾冲突的基本途径，尤其是通过阅读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原著，理解其阐述的以经济关系为基础的共同体背后的价值、文化、合作、分享等理念，深化当前对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与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之间关系的理解，在推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和探索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伟大实践中发展21世纪的马克思主义。

　　二是马克思恩格斯之后，资本在全球范围内有了不同程度的发展，产生了一系列广泛深刻的影响，呈现出多种面向，包括制造业的扩散、世界农业增长、农业专业化组织发展、技术传播、私人和公共领域的创新、政府变革、企业创新、企业模式创新、金融资本、国际资金流动、殖民地、战争、劳工运动、福利、公共财政、新的全球秩序等新情况新问题新趋势新挑战等，这些都需要通过研究其背后的社会关系得以深刻理解和把握，以更好地探索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回应本文一开始提出的问题，共同体是人类生活的组织形态、社会关系模式，有人类就有共同体。近代，随着欧洲的贸易和工业化扩张，宗教信仰和文化价值的传播导致各国、各民族之间围绕着多元文化和多元世界争来争去，这种争来争去背后是扩张者为自己的扩张行为正名，和被扩张者拒绝扩张者的扩张而为自己的主体性争辩的过程。这种争来争去从20世纪延续到21世纪，与此同时，永无止境的经济增长成为各国合作的基础，但经济的持续增长带来的环境、生态、资源的巨大压力，民族之间、国与国之间的矛盾又转化为整个人类与自然界之间的矛盾和冲突，不断推动人们思考人类如何生存下去这一全球大课题。(47)

　　三是几个世纪以来，人类一直致力于理解和发现共同体的来龙去脉及其在不同历史阶段上的特征和不同领域中的表现形式，它们反映在经典作家的各种著作中，马克思恩格斯的探索为新时代的共同体研究奠定了理论基础、学术基础。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以不同的语言形式、思想风格，发现共同体的基本内涵。同时，处在社会大转型时代的他们，又构想共同体。在这个历史发展过程中发现的共同体和构想的共同体，都构成了共同体理论和思想的重要内容。有时它们是分开的，有时它们是交织在一起的，这需要去深入分析，明晰它们的相同点和不同点。

　　四是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以工业化、信息技术的广泛应用推动经济发展、社会进步、生活改善，强化交往交流交融，加强中国各民族之间的团结互助和全体中华儿女的大团结，形成社会意义上的生产共同体、生活共同体。共同的文化、共同的生活方式和共同的价值观念，不断推动我国各民族走向共同的未来，要在生产活动、日常生活中铸牢各民族的共同体意识。中华民族文化是各民族在交往交流交融过程中共同创造的，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文化，不是简单的单向传播，而是在生产生活中多元交流融合。各民族共同的利益和需求是交往交流交融的基础，要在此基础上，探索促进各民族团结的文化建设。在日常生活中，基层公共文化建设要把各族人民的生活方式、生产方式有机结合起来，与其他公共服务体系建设相互融合。意识的培养需要生产活动、日常生活的熏陶交流、潜移默化，这要求基层公共文化建设须融入各民族的日常生活之中。各种文化艺术发展形式最为关键的是内容，如何把其内容挖掘出来，通过发现它的历史、内涵，它所体现出的各样风俗习惯、历史内涵，推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科学研究，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奠定文化、价值基础。要认真考量各民族的物质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一方面是保护，而且首先是保护，其次是开发和利用。在这个过程中，引入市场力量、社会力量，让其具有持续发展的能力，特别在开发利用过程中把文化内涵挖掘和展示出来，让各族人民在观赏、学习中了解物质文化遗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神内涵，实现历史传承。文化建设需要物质基础，融入生产生活的文化方能润心。

　　当前人类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对于传统共同体的反思发现和对于未来共同体的构想，又把人类推向了历史的前沿。面对错综复杂的国际形势、国家关系、民族互动，相信人类有足够的知识储备、思想积淀、认知能力去进一步深化研究共同体的历史发展进程、逻辑演变过程，并根据当代经济社会发展的特点、科技进步的趋势构建未来的共同体，探索适合全体社会成员和各民族需要的未来的共同体形式，在中国式现代化国家建设中不断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推动人类可持续发展中努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正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共同体思想给予我们的启示。

　　①葛水林：《马克思共同体概念论析及对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的时代启示》，《南通大学学报》2020年第6期。

　　②黄炬、刘同舫：《马克思共同体思想的现实超越性》，《河海大学学报》2017年第5期。

　　③董山民：《如何超越形式共同体构建的困境——基于马克思主义共同体思想的辨析》，《哲学动态》2021年第8期。

　　④田海舰：《马克思共同体思想探析》，《伦理学研究》2018年第1期；王喜：《马克思共同体思想的逻辑进路》，《重庆邮电大学学报》2017年第4期。

　　⑤臧峰宇：《迈向理想的共同体：批判中的重建——兼及〈德意志意识形态〉的政治哲学解读》，《苏州大学学报》2020年第5期。

　　⑥邵发军：《马克思的共同体思想的阶段性问题研究》，《社会主义研究》2011年第2期。

　　⑦方舟、陆汉锋：《马克思共同体思想的当代发展》，《中国社会科学报》2020年11月11日。

　　⑧孔伟：《哲学视域中的共同体理论——兼论马克思的共同体思想及其当代意义》，《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18年第3期。

　　⑨姜建成、王萍霞：《马克思发展共同体思想及当代启示》，《江苏社会科学》2012年第6期。

　　⑩舒高磊：《马克思无产阶级革命共同体思想的早期建构逻辑》，《江西社会科学》2020年第5期。

　　(11)田娇艳：《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共同体思想评析》，《世界社会主义研究》2020年第2期。

　　(12)季羡林：《印度历史与文化》，新世界出版社2016年版，第3页。

　　(13)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提纲》，《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01页。

　　(14)[美]雷蒙·威廉斯著、刘建基译：《关键词：文化与社会的词汇》，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6年版，第116-118页。

　　(15)(16)[美]雷蒙·威廉斯著、刘建基译：《关键词：文化与社会的词汇》，第125页。

　　(17)郑易里、曹修成：《英华大词典》，商务印书馆1989年版，第275页。

　　(18)吴文藻：《德国的系统社会学派》，《吴文藻人类学社会学研究文集》，民族出版社1990年版，第86页。

　　(19)恩格斯：《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601页。

　　(20)[美]威廉·麦克尼尔著，孙岳、陈志坚、于展等译，郭方、李永斌校译：《西方的兴起——人类共同体史》，中信出版集团2018年版，第225页。

　　(21)[美]威廉·麦克尼尔著，孙岳、陈志坚、于展等译，郭方、李永斌校译：《西方的兴起——人类共同体史》，第750页。

　　(22)《四书五经》第三卷，北京燕山出版社2007年版，第1102-1103页。

　　(23)康有为：《大同书》，吉林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7年版，第265页。

　　(24)[美]威廉·麦克尼尔著，孙岳、陈志坚、于展等译，郭方、李永斌校译：《西方的兴起——人类共同体史》，第9—10页。

　　(25)[美]拉里·尼尔、杰弗里·G.威廉姆森著，李酣等译：《剑桥资本主义史：资本主义的兴起——从远古到1848年》第二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22年版，第214页。

　　(26)[美]拉里·尼尔、杰弗里·G.威廉姆森著，李酣等译：《剑桥资本主义史：资本主义的兴起——从远古到1848年》第二卷，第215页。

　　(27)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92页。

　　(28)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手稿)摘选〉》，《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八卷，第123—124页。

　　(29)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手稿)〉摘选》，《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八卷，第131页。

　　(30)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手稿)〉摘选》，《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八卷，第141页。

　　(31)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手稿)〉摘选》，《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八卷，第140页。

　　(32)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手稿)〉摘选》，《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八卷，第146页。

　　(33)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手稿)〉摘选》，《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八卷，第170-171页。

　　(34)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手稿)〉摘选》，《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八卷，第146页。

　　(35)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手稿)〉摘选》，《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八卷，第123页。

　　(36)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71页。

　　(37)恩格斯：《论封建制度的瓦解和民族国家的产生》，《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四卷，第219页。

　　(38)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71页。

　　(39)[加拿大]丹尼尔·亚伦·西尔、[美]特里·尼科尔斯·克拉克著，祁述裕、吴军译：《场景：空间品质如何塑造社会生活》，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9年版，第181页。

　　(40)[德]斐迪南·滕尼斯著、张巍卓译：《共同体与社会》，商务印书馆2019年版，第528页。

　　(41)[德]斐迪南·滕尼斯著、林荣远译：《新时代的精神》，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39页。

　　(42)[英]埃里克·霍布斯鲍姆、特伦斯·罗兰著，颐杭、庞冠群译，：《传统的发明》，译林出版社2020年版，第267页。

　　(43)[美]拉里·尼尔、杰弗里·G.威廉姆森著，李酣等译：《剑桥资本主义史：资本主义的兴起——从远古到1848年》第二卷，第339页。

　　(44)[美]拉里·尼尔、杰弗里·G.威廉姆森著，李酣等译：《剑桥资本主义史：资本主义的兴起——从远古到1848年》第二卷，第353页。

　　(45)[美]拉里·尼尔、杰弗里·G.威廉姆森著，李酣等译：《剑桥资本主义史：资本主义的兴起——从远古到1848年》第二卷，第371页。

　　(46)[美]拉里·尼尔、杰弗里·G.威廉姆森著，李酣等译：《剑桥资本主义史：资本主义的兴起——从远古到1848年》第二卷，第266页。

　　(47)参见[美]沃尔夫冈·赖因哈德著，周新建、皇甫宜均、罗伟译：《征服世界：一部欧洲扩张的全球史》，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2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