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在索马里兰东部的拉斯阿诺德（Las Anod，索马里语Laas Caanood）及其周边地区，索马里兰安全部队与当地武装团体发生严重冲突。截至目前，冲突已造成200多人死亡，近20万人流离失所。联合国索马里人道主义协调员亚当·阿卜杜勒穆拉（Adam Abdelmoula）指出，已有数万人逃离冲突区域，加之受旱灾的严重影响，索马里北部的人道主义危机正进一步加剧。那么，拉斯阿诺德冲突究竟由何而来？它的爆发经历了哪些阶段，其未来发展又会走向何方？

　　01  拉斯阿诺德问题的历史由来

　　从历史来看，拉斯阿诺德问题主要是索马里兰、邦特兰、索马里等多方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

　　一是索马里兰对东部地区的长期忽视。自1991年宣布从索马里独立以来，索马里兰在伊萨克（Isaaq）部落的带领下进行了政治、经济和社会重建，并成功建立起一个治理良好且运转稳定的体系。过去30多年，尽管未能获得国际社会的承认，但索马里兰已然成为一个事实上的国家，其经济发展也取得了相对不错的成绩。然而，在经济社会取得瞩目成就的同时，哈尔格萨当局却很大程度上忽视其东部地区的发展，使这些地区在政治和经济上处于一种边缘化的地位。位于索马里兰东部的索勒州（Sool）及其首府拉斯阿诺德，就因长期被边缘化而与哈尔格萨当局的关系不睦。由此而来，在拉斯阿诺德及其周边地区，达鲁德（Darod）部落的杜尔巴汉特（Dhulbahante）氏族一直存有脱离哈尔格萨并转向摩加迪沙的倾向。

　　二是杜尔巴汉特氏族企图“套娃式独立”。在索马里兰，中部地区的伊萨克部落为主体民族，并在一定程度上主导着索马里兰的政治进程；迪尔（Dir）部落生活在西部地区；达鲁德部落的瓦尔桑格里（Warsangeli）氏族与杜尔巴汉特氏族则混居在东部地区。索马里兰东部地区与索马里东北部的邦特兰州接壤，后者主要是由达鲁德部落的米朱提因（Majerteyn）、杜尔巴汉特、瓦尔桑格里及其他氏族来管理。可以看出，混居的瓦尔桑格里氏族和杜尔巴汉特氏族实际上被分裂到了索马里兰与邦特兰这两个地区。在处于索马里兰和邦特兰之间的索勒州，杜尔巴汉特氏族通常占据着主导地位。尽管长老们参与协商并签署了1991年的“独立宣言”，但杜尔巴汉特氏族的“独立”主要是依附于索马里兰，而非完全意义上的“自治”。鉴于索马里兰的“独立”及其对杜尔巴汉特氏族的边缘化，后者开始要求从索马里兰进一步分离出去。经过长期发酵，杜尔巴汉特氏族逐渐形成一种类似“套娃式独立”的强烈愿望，企图步索马里兰“独立”于索马里的后尘，最终达到索勒州“独立”于索马里兰的目的。正因如此，长老们关于索勒州地位的讨论也才会持续多年。需要指出的是，索马里的“半自治州”邦特兰的成立也曾极大刺激到杜尔巴汉特氏族的政治神经，因此其“套娃式独立”的愿望也变得愈发强烈。

　　三是索马里政府打击青年党的外溢影响。自2022年5月马哈茂德再度当选索马里总统以来，尤其是同年8月新政府对恐怖主义发动“全面战争”以来，青年党在索马里境内日渐式微，不仅接连丢失大片根据地，而且还丧失了大量成员。在美国等国际伙伴的支持下，索马里联邦政府对青年党的打击力度可谓空前。当然，这场“全面战争”也产生了严重的外溢影响，即大批青年党武装分子被迫向索马里中南部的周边地区转移，其中有不少成员流窜至索马里兰东部的拉斯阿诺德及其附近地区。实际上，自去年8月反恐战争打响以来，索马里兰东部地区已陆续聚集了数百名青年党武装分子。由此而来，青年党武装分子的被迫外溢与杜尔巴汉特氏族的寻求“独立”紧密结合在一起，并形成一股相对较大的武装力量。随着计划定于去年年底举行的两场重要选举的临近【注：这两场选举分别是2022年11月选举索马里兰“总统”和12月选举三个政党正式参与索马里兰政治，但这两场选举都因陷入争议而被迫延期】，这股武装力量也开始蠢蠢欲动。拉斯阿诺德冲突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发生的。

　　02  拉斯阿诺德冲突的爆发阶段

　　从时间上看，当前拉斯阿诺德冲突的爆发主要经历了三个阶段。

　　第一，矛盾激化阶段（2022.12.26—2023.01.05）。当前的拉斯阿诺德冲突最初始于2022年12月26日发生的暗杀事件，即当地反对派领导人阿卜杜法塔赫·阿卜杜拉希·阿卜迪 （Abdifatah Abdullahi Abdi）被身份不明的袭击者暗杀，由此引发拉斯阿诺德的反政府抗议活动。抗议期间，索马里兰安全部队向示威人群开火的视频在社交媒体上被大量传播；随着当地局势的迅速升级，索马里兰军队与拉斯阿诺德民众之间的矛盾也不断激化。据媒体报道，索马里兰军队向抗议者开火并造成20人死亡。由此而来，哈尔格萨当局在公共舆论中陷入被动，因此不得不考虑撤军。2023年1月5日，即暗杀事件后第十天，索马里兰军队被迫从拉斯阿诺德撤出。

　　第二，冲突酝酿阶段（2023.01.05—2023.02.06）。尽管索马里兰军队已经撤离拉斯阿诺德，但当地的紧张局势并未得到缓和。相反，在一些好战分子，尤其是索马里青年党的煽动下，拉斯阿诺德的局势愈加不稳。据报道称，有数十名青年党武装分子暗中参与了拉斯阿诺德的抗议活动，并为其提供了部分军事援助；该组织的宣传机构Al-Kata’ib则直接公开支持拉斯阿诺德的游行示威；此外，杜尔巴汉特氏族的几名领导人也曾与索马里青年党有着密切联系。恐怖主义势力的渗透，不仅为拉斯阿诺德冲突的爆发奠定了人员和物资基础，同时也加大了哈尔格萨当局以打击恐怖主义为由所带来的对抗性风险。由此而来，一场酝酿已久且更为激烈的冲突即将爆发。

　　第三，冲突白热化阶段（2023.02.06—至今）。2023年2月6日，杜尔巴汉特氏族的长老们发表声明称，索勒州不再是索马里兰的一部分，他们已选出45名成员来管理这一长期被边缘化的地区。这些氏族长老们还宣布，将在索马里联邦体系内建立一个独立的州，主要包括索勒（Sool）、萨纳格（Sanaag）、卡因（Cayn）三个地区（合称“SSC地区”）。毫无疑问，这份声明迅速加剧了杜尔巴汉特氏族与索马里兰及邦特兰之间的矛盾，拉斯阿诺德冲突也进入白热化阶段。尽管国际社会对拉斯阿诺德持续发生的暴力事件表示强烈谴责，但冲突并未因此而消减。据有关报道，仅在战斗的第四天，包括平民在内的死亡人数便已上升至75人，其中大部分伤亡由索马里兰军队轰炸造成；战斗持续三周后，死亡人数攀升至105人，另有602人受伤。随着越来越多的死者和伤者被送往医院，拉斯阿诺德及其周边地区的医疗资源几乎耗尽。

　　03  拉斯阿诺德冲突的未来发展态势

　　自2023年2月6日至今，拉斯阿诺德冲突已持续一个多月，这场冲突不仅对非洲之角的跨境安全构成多方面威胁，也将对非洲之角地区的和平与发展产生破坏性影响。

　　首先，拉斯阿诺德冲突将推动索马里青年党的流窜及当地化。近年来，随着非洲之角国家反恐力度的加大，活跃在该地区的恐怖主义组织，尤其是索马里青年党的活动空间受到严重挤压。然而，拉斯阿诺德冲突的爆发却为恐怖主义活动提供了较大空间。如前所述，拉斯阿诺德冲突从酝酿到爆发，索马里青年党的身影随处可见。在过去几周，青年党、达西什（Dacish）等恐怖组织利用安全漏洞，已经渗透到“SSC地区”，索马里兰军队的行动某种程度上也是为了打击恐怖主义。由此而来，恐怖主义势力的渗透很可能增强拉斯阿诺德冲突的广度和烈度。对于非洲之角地区来说，更为严重的是，活跃于周边国家和地区的青年党武装分子将进一步流窜至索马里兰东部地区，并在一定程度上与当地因素相结合，从而加深该地区的跨境恐怖主义威胁。

　　其次，拉斯阿诺德冲突将引发非洲之角地区大规模难民问题。长期以来，受气候变化、军事冲突、经济下行、国内失序等多重因素影响，埃塞俄比亚、肯尼亚、索马里等非洲之角国家出现数以百万计的难民，由于在获取饮用水、食物、医疗、住所等方面存在诸多挑战，非洲之角地区的人道主义危机不可谓不严重。拉斯阿诺德及其周边地区发生严重暴力冲突后，该地区再次产生大规模的难民。据联合国报告称，拉斯阿诺德及其周边地区先后出现18.5万名国内流离失所者，其中有89%是妇女和儿童。此外，大规模的难民正逃离“SSC地区”，估计有超过9.5万名新难民和/或寻求庇护者从索马里进入埃塞俄比亚的杜洛（Doolo）和瓦尔德尔（Warder）地区。欧盟发出警告称，“随着激烈冲突的持续，预计还会有更多人抵达。”事实上，当前拉斯阿诺德冲突产生的大规模难民主要涌入了邻国埃塞俄比亚，而这也给埃塞俄比亚造成巨大压力。从短期来看，作为难民接收国的埃塞俄比亚将难以保证为难民提供充足的食物和住所等基本服务，由此会迅速出现由难民带来的新的社会治安问题。从长期来看，大量涌入的难民将挤占埃塞俄比亚当地民众有限的就业、教育、住房、医疗等公共资源，由此产生的竞争和冲突很可能冲击埃塞俄比亚的社会经济秩序。

　　最后，拉斯阿诺德冲突将破坏非洲之角地区的稳定与发展。很显然，当前的拉斯阿诺德冲突与美国去年年底强化对索马里兰的安全援助有着密切关联。2023年12月，拜登总统签署《国防授权法案》（National Defense Authorization Act, NDAA），要求美国强化与索马里兰的安全合作，并允许索马里兰参与美国的军事计划。事实上，美国此举旨在调整非洲之角的战略部署，试图控制柏培拉港并将其作为吉布提军事基地的替代方案。美国所谓的安全援助不仅助长了索马里兰东部的暴力冲突，也将加剧大国对柏培拉港的潜在竞争，进而破坏该地区的和平稳定。与此同时，拉斯阿诺德冲突所涉及的范围与亚的斯亚贝巴—柏培拉走廊在空间上存在一定的重叠，因此持续的暴力冲突势必会对非洲之角地区的经济发展造成严重后果。一方面，亚的斯亚贝巴—柏培拉走廊是非洲之角地区的一条重要经济通道，途经埃塞俄比亚的亚的斯亚贝巴、哈拉尔（Harar）、吉吉加（Jijiga）和索马里兰的瓦贾莱（Wajaale）、哈尔格萨、柏培拉等主要城市，对于促进该地区的经济合作与贸易往来具有重要意义。但另一方面，拉斯阿诺德及其周边地区发生的暴力冲突将持续为恐怖主义、难民问题、大国竞争等提供沃土，挤占甚至侵犯该地区原本用于发展经贸的地缘空间，最终破坏非洲之角地区的经济发展。（文中注释略）

    （作者系云南大学非洲研究中心博士研究生）